采访已经是最简单的拍摄方式了，基本不需要什么道具，不过也要布置机位，灯光之类的。
两个人的采访，最起码得有三个机位。
主持人和嘉宾的特写镜头，还有一個全景镜头，视角稍微远点。
以前经费不足，设备不够的时候，一个摄影师一台机器也能凑合，三个角度都拍一拍素材，回去配合音轨剪一剪也能用。
等设备成本被打下来之后，就没必要那么麻烦了。
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布置现场，蒋博若有所思道：“撒老师，咱们这节目是录播吧？”
撒贝宁点点头：“是的，除非有必要，一般情况下，台里都尽量录播。”
蒋博表示很理解，直播的要求高，工作风险也高。
念错一个字扣二百的话，心理素质不过关，是真的要贷款上班！
什么？业务能力？
能坐到主播台上，参与直播的主持人，对这个“基本”要求，还能有疑问吗？
搞清楚状况，蒋博试着提议道：“要不这样吧，撒老师，咱们就不对稿子了，就当是聊天了。你掂量着提问，我琢磨着回答，要是有哪里不合适，或者谈不了的地方，等回去之后直接剪了就行。”
小撒可能也没碰到过有人提这种要求，不过脱稿的话，采访确实更容易迸发出新的灵感。
准备工作很快就绪，小撒也不客气，上来就单刀直入：“您对明星艺人解约这事儿怎么看？”
蒋博也不是毫无准备：“合作就像结婚，合适处得来就结，不合适了，自然也可以提出离婚。”
“诉讼呢？”
“也跟离婚一样，可以协议离婚，行不通的话，也可以诉讼离婚。”
“是不是也要付出一些代价？”
“那是肯定的。对于明星艺人而言，本身的业务技能是一方面，社会评价也同样重要。要是明星艺人的声誉，受到不良行为影响的话，很容易导致恨屋及乌，作品被大众抵制，资方在选择角色的时候，就需要慎重考虑。”
“对杨密这次的解约诉讼您怎么看？”
“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法条，您比我熟悉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明星艺人通过诉讼解约，其实是下下策，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但是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杨密这个案例不太一样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已经是被逼无奈的选择。
主动提出解约，并且主动提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，履行违约责任都不能达成一致的话，剩下的唯一手段，只能是诉讼了。”
……
就当是闲聊天了，蒋博也比较放松。
还随口谈了点其他的。
“艺人合约的规范，是很有必要的事情，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。我就简单举个例子，假设你，撒老师，开了一家经纪公司，通过举办一些选拔赛，筛选出一批有可能成为明星的素人，打比方有二十个人。在决赛之前，就可以拿着结果，去跟他们签合同。合同期限十年，十五年，你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为了拿到好成绩，为了出名为了红，会不会签这个合同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等合同签完了，真正能够走出来，能够通过包装运作，红起来的能有几个？二十个里面有一两个就不错了，有时候甚至全军覆没。
但是你要说亏，公司肯定是不亏的。
能通过层层的筛选，说明他们的条件，都还不错。有能力，又想成功，在你这成功不了，肯定想着换地方再试试。
这时候，进退两难的困局就来了，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合同怎么办？
想去新地方，不可避免，也就提出合约和成绩挂钩。
这时候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执行合约到期，要么解除合约。
当初签合同的时候，合约就算是十年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二十多岁进去，出来就三十多岁了，等合约到期再换东家哪还来得及！
所以，解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。
然后一看解约的金额，五百万人民币，顿时就傻眼了。
要是二十个人全都按合同解约的话，赔偿金就是一个亿！
这生意换你，你干不干？”
蒋博没按套路出牌，直接点破了行业的潜规则，多少有点出乎撒贝宁的预料。
要知道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也不过就是想蹭点热度，讲一讲合同纠纷这种几乎司空见惯的现象，以及合理有效的处理方式。
没想到“随便”聊聊，还真聊出了惊喜。
“按照您这么说的话，遇上这样的经纪公司，就没有出路了？”
“不是没有，而是很难。所以我才支持杨密，用诉讼的手段，来解决合约的问题。法律确实是每个人的武器，但是对于个人而言，使用这件武器的成本，以及最后的效果，都是决策时需要仔细考量的因素。
对于名人而言，尚且承受不了代价，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能做到哪一步，也是可想而知。”
结束采访，关上摄影机，小撒对蒋博都有点佩服的意思。
当年他也是法律专业毕业，又做了那么多年的法制类节目，深深知道这个社会的另一面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。
但是哪些话能说，哪些话不